理性眼光看“恶搞”

罗子欣 （学生）

    自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造就了“恶搞”这一词汇后，网络让它以光的速度蔓延，蔓延至大街小巷，蔓延至大学校园，《中国队勇夺世界杯冠军》，《疯狂的石头恶搞版——谁拍了我的武侠》……各类恶搞作品蜂捅而起，给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是否需要司法管制？按照现有的法律，还是一个空白。而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反对立法的态度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似乎让立法的实现更加困难。始作俑者胡戈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从同意或不同意立法的角度看，大体可做如下分析：不立法，会让许多人的名誉遭到损害，而一些恶搞者也涉及到侵害名人的肖像权等，这是一种思路；立法，剥夺了许多人的言论自由，创造自由本身就是对一个社会的民主宽容的挑战，这也是一种思路。那么，让我们回到“恶搞文化”本身去看看。
    恶搞是通过歪曲、丑化一些作品和个人，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尽管，我们承认，在“恶搞”文化中，多多少少存在对被恶搞者的一些攻击和讽刺，但“恶搞”的流传，实际上出自对于“非商业化”的崇拜，是一种对于调侃中快乐的向往。
    而“恶搞文化”也正迎合了这样的一个需求，从客观层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享受娱乐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恶搞作品每到一处，都能掀起媒体、舆论和观众的热情和兴趣。当恶搞的文化产品能够畅销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产品提供的讯息，还因为这种文化产品承载了人们对于轻松快乐生活的想象和希望。
    如果说，恶搞作品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社会一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公众不同寻常的反应则反映出我们所处社会的精神状态。绝大多数反对立法的人，不仅仅是出于猎奇搞笑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而是借“胡戈”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此，我们理应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为恶搞者开脱，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这极端少数分子的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遍人的心灵：他们之喜，他们之忧，他们之乐，他们之怒。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构成和谐社会之主体的，更多的是这些普通人。
    恶搞的冲动或许只是一时的，因为它只能代表社会娱乐文化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社会营造一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则是一件长远的事情。不但从文化产品的角度需要制造快乐，而且从人民自由的角度，也需要快乐的文化。对于“恶搞”的渴望，实际上是对于解决更加实质的社会问题的期待，甚至在有的时候，更加形而上学，但这都是社会管理者所需要了解和努力达到的境界。
    当人们在“恶搞”中高声大笑的时候，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公众利益的代表者，还应该思考一个反差问题，为什么人们如此渴望快乐，但寻找的道路却极为艰难？
    回到法律上来。任何法律，其立法的依据就是公正原则。假如法律不能有效保证公平，为了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限制、否定另一部分人说话的权利，法律就会受到质疑。以刚性的法律来惩处因言论自由激变的小玩笑，其说服力和震慑力都会大打折扣。
    我们不必追捧“恶搞”，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只把“恶搞”当作“恶搞”，那么我们不但会无视一些社会问题，也会错过人民小心翼翼表达他们渴望的机会。这种机会，其实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