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病了吗？

李共力

    《天府早报》“晃周刊”（2006.9.7）载文：《余光中在那头，谁在这头……》，借知名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成都之旅，对曾一度有过诗歌大省美誉的四川诗歌现状做了较大范围的调查，对调查结果的真实度本人并无异议，其用心之良苦更在可钦佩之列。然而该时评于其文题大行其叹：“余光中在那头，谁在这头”，本人以为实属言之不确。且不论余先生的诗是否担得起中国现代诗之重，仅以当下之诗观念与诗生活在日趋细分的文化生态中尚可之表现，就足以让人心态平和。也许出于物质性简化思维模式与内心激愤，该篇时评甚至以“搜遍成都，竟然再也找不到以诗为生的职业诗人”，数落现状下的文化生态：“现实逼迫他们，远离诗歌，远离清贫”。细品个中文字，笔者认为其中观点就诗歌现状及生存而言，其误导多于拯救。出于诗歌之事关乎重大，故而想要说上几句。
    首先，诗歌之于社会生活，原本就多在形而上着力，其中即便融入某些现实的元素通常也要表达为观念之物，而人们写诗读诗也是抒写或解悟“情为何物”。从严格的角度讲，诗歌的这种观念性表达决定了，它既是一个闭合的观念系统，同时又获得自主与隐性的表达自由。诗其实就是某人以独立之精神审视并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观念情绪的写照与排解。如若有幸，它被另一些人以另一种经验方式诠释并拿它跟社会的其他事物发生观念联系便成为诗歌的语用，而这样的语用并非必然地与原诗在现实感受和理想模式上保持着一致。因此，就中国现实精神文化的态势及其走向来评估现实之下的诗歌状况，我认为所谓诗歌的“生存危机”及其诗人自渎的断言是一种误判。从人类心性深处一路走来的诗歌对于人类的整体意志之影响和作用历来都只是个假命题，我从不认为诗歌与一个标称娱乐大众和传媒造星的年代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其次，诗歌是精神的汤药而不是下肚的面包，当物质的困顿临头而决计不再硬充一群“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的李亚伟们倒更具诗人的理智与气质。即使是在人们最崇尚诗歌的时代，诗亦是不可用来换取面包以维持生计的。而今天有人以诗人是否能够维持生计来评价诗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权重的思维方法，的确是带了些黑色幽默的味儿了。我们是凡胎之人，又在正常的物质和生理的运化之中，想必还得多赖着些粱肉的滋润。
    当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那些特殊的年头里，激越的诗情也曾在连篇累牍的文字中有过虚假。回忆起来，那真是一个诗人与诗歌都多病的年代。而一本流沙河先生的《台湾诗人十二家》直到现在仍在我手中且留有余香。多诗的季节不一定怀拥升平的日子，人性的浮躁也不必然引发诗歌的凋零，诗从来就是在现实的躯体上生出的意欲与理想的境界，或张扬地飞翔或隐秘地折戟都是自然的人类可以接受的一种生命的结局。
    余光中来了，他有理由投身在诗圣那硕大无朋的身影里，种一棵诗歌的绿树或立一块镌刻诗文的石碑，其实那都是为着让生活坚守一种自然的美，当沙河先生自报十多年没摸过诗，想来他不会也不应有愧于那位飘曳于海峡两岸的风尘之中，精神却依然闪烁的鹤发老人，因为在他身上，诗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而人文的四川从来就是富产诗情的水土。
    诗歌病了吗？何不也向余老诗人做些征询。然而我几乎可以肯定，一个心情总是很好的游侠般的诗人笃定不会自寻一方毫无生机的土壤并时时安抚涌动的诗情。所以，面对时尚文化，面对诗坛之自扰，语有耸闻亦是不足为奇。借鲁迅先生语意，“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若要断言中国当代的诗，诈言妄语者的文章更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值得提醒一句：诗歌不是物质，更不能因语用而导入危机。